“当时空军作战确实艰难，但我们比较有信心的是，分析了自己，分析了敌人，算是知己知彼。”风浪里打滚近一辈子，谈起初上战场时的情形，韩德彩眼神坚定。

1950年12月，志愿军空军开始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一年多后，韩德彩所在的空军第十五师四十三团作为第二批志愿军空军力量，奉命奔赴前线。落地大孤山机场时，韩德彩不满19岁，和他同样年轻的是整支志愿军空军队伍。

1951年3月15日，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。彼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两年，国内飞行员人数仅有两百余名。

客观认识敌我差距，是“知彼”的过程

“朝鲜战争爆发了之后，我军名义上成立了空军，但这不是作战意义上的空军，更没有现代化飞机。”据军事专家、空军大校戴旭描述，那时我军大部分飞行员是从陆军中抽调的，飞行时长约20小时，而美方是我们的上百倍，耗过成千上万吨航油。

训练时，韩德彩和战友们一天最多飞过4次，“下到地面时胳膊都抬不起来”。即便如此，战士们也仅完成了一些基础训练，特技飞行、复杂科目都还未涉及。

初入战场，技不如人是必然的，而客观认识敌我之间的差距，是一个“知彼”的过程。

彼时，志愿军空军驾驶的苏联米格-15与美方的F-86均为第一代喷气战斗机。用韩德彩的话说，仅从战机性能上看，“各有所长”。F-86使用航空机枪，载弹量大，滞空时间长，增速快，转弯性能好。而米格-15使用20MM航炮，飞行高度高，爬升速度快，航炮威力大。

“以我之长，击敌之短”，这八个字浓缩了当时战术的核心。而现实情况是，踏入战场后，韩德彩和战友们战斗出动多次，也一度遭遇敌机，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，他们并未与敌方真正交锋。

韩德彩（左三）和战友们在战地机场

坐在驾驶舱里，韩德彩目之所及，皆为侵略者的罪证，几乎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城镇和村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因未打下敌机而坐卧不安，甚至在梦中喊出“冲啊，杀啊！”惊醒了身旁的战友。

1952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43团20架战机一齐起飞，是那段时间数量最多的一次，上升至高度8000米，在朝鲜朔川上空巡逻待战。

突然，敌机在东北方向出现了。

“机尾拉着白烟，像是一大片云在飘动。”韩德彩记得，空中指挥员副团长杨贺荣随即报告联司请求向敌机发起攻击。

“你们返航。”联司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副团长紧接着反问，而得到的答案依旧。

落地后，飞行员们拎着飞行帽，拖着步子走回休息室，把头蒙在被子里，仿佛皮球泄了气，瘫在床板上。“大家对没有让打这一仗是有情绪的。”身为军人，必须服从命令，但有时，他们并不理解命令，那天韩德彩和队友们憋着一口气，连午饭都没吃。

“你们团出动20架是最大量了，可你们知道敌机有多少架吗？40多架，多一倍！”当天中午，听闻战士们有情绪，政委崔文斌专程赶到休息室开解。除了实力悬殊之外，韩德彩还记住了一句话，“我们要在战争中建设自己的空军，同志们啊，不能硬拼，仗有你们打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！”

很快，“青山”孕育出了希望。

一个月后，韩德彩初次在战场上与敌机交锋，以一敌四，战果是击落了两架美军飞机。在刊载于《空军报》1952年9月的相关通讯中，他被誉为“年青的鹰”。

“人，是决定一切的”

1951年1月21日，美国出动F-84轰炸机20架，企图轰炸平壤沿线铁路。在清川江桥上空，空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同美空军编队相遇，大队长李汉首次空战击伤了1架敌机。

七天后，志愿军空军前方雷达站捕捉到5000米高空有16架美机，正在寻找轰炸目标。李汉又率8架米格-15升空，赶赴战区。他抢占高度，集中兵力攻击上层的8架美机，并带领3架米格-15压下去拦截。

美机被打乱了队形，四处逃散，李汉敏捷地咬住其中一架，追至400米处，3炮齐发，当场将其击落，又在随后的追击中击伤1架敌机，而我方无损。

“李汉这批飞行员是当时从陆军的连长、排长中直接招入的，他们没有学过空战战术，用勇敢加拼命，反而把精于技巧的美军打乱了。”戴旭将这场战役称为“极具标志性的事件”，志愿军空军刚参战时，常在苏联空军的协同下混合出击，而这一次，是我军首次在独立作战中击落敌机。

“从零到一”的一步，总是艰难的。这一战之后，朝鲜战场上空，一张由美军编织起来的大网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
韩德彩（前排左二）和战友们在战地机场

参战10个多月后，我军在实战中创造的第一个空战战术“一域多层四四制”初步形成，以四架飞机为一个作战单位，按不同间隔、距离、高度，作层次配备，在一个空域内，相互协同作战。

在韩德彩的记忆中，这种战术使用时间最长，敌我双方均有损失。

战局瞬息万变，伤亡属于不可控的范畴，于韩德彩而言，他能掌控的仅有手下的操纵杆，“绝对不让对方打中是办不到的，但如果不敢操纵飞机就是大问题。”

一次，敌军的子弹击中了飞机要害。“油箱被打漏了，但是我离机场还有60公里。”韩德彩立刻向地面指挥部报告，得到的指示是“找个平地跳伞”。

几乎同时，他做出了决定“尝试滑回去”。一路上，他尽可能地放慢动作，最终飞机在油量耗尽的边缘，降落在了跑道上。

这或许是一种逞能，但比起挑战极限所要承担的风险，跳伞带来的，是另一种更为致命的打击。在彼时的空中战场，跳伞意味着与飞机失去联系。

“技术上，我们肯定比不上他们，但技术是可以改变的。”韩德彩和更多战士们的信条是：一定程度上，人，才是决定一切的。

1951年11月，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国内一次记者会上说：“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。”如果从志愿军空军打下第一架敌机开始计算，美军态度的转变仅过去了不到一年。

年青的鹰，逐渐羽翼丰满

后来，为了充分利用飞机性能的优势，美军开始避免与我军正面作战，转而在飞机起降时突袭。

1953年4月7日，韩德彩在大堡机场上空，掩护其他飞机着陆时，击落了美军“双料王牌飞行员”哈罗德·爱德华·费席尔。驾驶米格-15降落时，飞机滑到跑道南头自动停下了，因为机上的油用尽，只能利用余速滑出跑道。

五天后，美军“三料王牌飞行员”约瑟夫·麦克康奈尔中弹跳伞，击落他的人，是空十五师四十五团蒋道平。

抗美援朝纪念馆空军专题馆中有一面墙，记录了“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三架以上的飞行员”。摄影/李治宏

不到两年，这支“边打边练”的部队士气愈发高涨。

“我们飞了几千小时。中国志愿军飞行几十小时，怎么会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？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，没有士兵愿意打仗，都想回家。”抗美援朝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关小宇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，与我方越战越勇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美方开始试图减少战损。

1953年6月1日，美国空军下令实施“王牌保护计划”，授权远东空军司令部把在战斗中已经产生的“王牌飞行员”送回国内，美其名曰“保持士气”。

“朝鲜战争爆发时，美国空军完全蔑视志愿军，在上空盘旋着任意扫射我们的地面部队，非常嚣张。”戴旭表示，在志愿军掌握了制空权之后，战争的态势发生了逆转，美军难以对我军的地面部队进行打击，与此同时，我军的空中力量开始压制敌方。

韩德彩清晰地记得，空军参战后，在朝鲜大同江以北，敌军很少来攻击地面了，在这块区域可以畅飞无阻。

“坚定的信仰”与“坚强的意志”，在戴旭看来是整个空中战场取得胜利的关键。陆军基层军官身经百战，锤炼出的战斗意志，伴随着他们组建起空军部队，而后更是深深刻入了中国空军的基因。

然而，再强的战斗精神也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撑。戴旭指出，空军是现代化的军种，历经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，官兵对现代军队和现代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带来的直接效果是，解放军空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按下了加速键。

从仿制到自主研发，从歼-5到歼-10，再到歼-20，越来越多中国现代化力量正在划破长空。

（除标注外，其余为受访者供图）